习近平：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此处的职权属我国宪法中职权，也属于我国《监察法》中公权力的范围。
[49]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养成一种用数据说话，依数据决策，以数据创新的行政习惯，系统梳理公共数据资源，定期进行数据发布，制定公开数据的时间表和任务书。各个部门之间的共享、整合和一体化还远远不够，各自为政的现象屡见不鲜。
[35]因此，法定职权构成职能体系的内核，处于二级目录的位置。放管服改革要适应机构改革凸显五项核心职能、致力精简效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特点，紧紧围绕系统化的现代政府职能体系、标准化的现代服务政府、智能化的未来发展、精准化的个性服务等方向展开，找准深化改革的最佳切入点。因此，三张清单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是简政放权的重要抓手，更是推行放管服改革的制度性回应。因此，放管服改革需要整体谋划和系统推进，构建科学、完整的职能体系，提升跨部门、跨层级的公共服务。[⑦]权力清单厘清了行政权的边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因此，清单制度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标志性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贯穿行政管理改革的核心议题[③]，也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点。{6}（P.200—201）如果从亚里士多德对politeia一词所指的理想类型来看，它仍然指一种各阶级或阶层的人皆能参与其中，并能分享政治权力的混合政体。
要是不拥有这些成分的共同体，那么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治理。只要在宪法中表明，所有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并且是按照人民意志的行使，它们就是值得信任的。{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17世纪40年代前，有一种变化的迹象表明，宪法（constitution）的语词已经摆脱了国家政治组织结构的含义，专指一种限制王权的政治惯例。
[4]所以，对宪法概念古代萌芽时期的前概念的寻找，我们不得不抛弃近现代以来宪法被高度规范化的因素，只能从词语语义演变的链条上把握其概念的意涵。[6]他在定义中说：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
也就是说，它的所指虽不同，但概念上的连接点仍然存在。如基佐所述，这些法律属于封建时代。从其所指来看，无论是正宗的政体还是变态的政体都被涵盖其中。具体而言，现代宪法概念在北美殖民地的生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传统的宪法constitution或根本法观念在北美殖民地生根发芽阶段。
{25}（P.317）潘恩以美国和法国宪法为据，进行了回击：宪法不仅是一种名义上的东西，而且是实际上的东西。英国式的宪法概念在19世纪以来被英国的宪法学家或政治思想家如白芝浩、戴雪、詹宁斯、布赖斯等人以不同方式进行揭示，但我们知道的仅仅是英国宪法的大意或轮廓。{24}（P.147—148）宪法显然只有建立在全国人民的基础上才配称宪法。但是，现代宪法概念所具有的基本内涵主要不是由西塞罗的constitutio概念所提供的，而是在西塞罗之后，constitutio概念在继续演变中逐渐生成的。
它的存在不是理想的而是现实的。于是，一种宪法概念史研究的独特维度便呈现出来，即宪法语词的含义的流变维度。
1648至1649年间，在指控查理一世罪行之时，多种法律文书指证国王违反基本法。一个词语被概念化后，在使用者那里，它的含义也就固定了。
{3}（P.115）constitutio这一概念的新意义的生成，首先是语义域的转移，即罗马帝国时期，它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法律领域。这样，不少新兴的成文宪法抛弃了对政体的特殊追求，几乎可以赋予任何一种政体的尊崇。它之所以具有稳定性，是因为在这种政体中每个公民都被稳定地安置在自己应处的地位，因此不存在可以引起变更的原因，也不存在它可以趋向崩溃和毁灭的政体形式。共和政体是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混合，它混合了富人和穷人，兼顾了财富和自由。在基督教世界，教会从罗马法中借用该词，指代整个教团或某特定教区的教规。Politeia（政体）要比法律更为根本，它是一切法律的根源。
说如果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可以创造出法律，并且改变大英王国的基本法律原则，那么我就不知道英国还有哪一个国民能保证自己的性命无虞或者其他原本以为属于自己的一切事物的安全。因为由120条构成的《基本法》的最后一条明确规定：这些基本法，包括120条中的每一部分，都应该并永远成为卡罗来纳神圣和不可改变的体制和规则。
宪法（constitution）作为词语和作为概念的差异即是如此。从历史事实来看，17世纪以来英国宪法（constitution）或根本法语词的所指或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衍生出众多现代宪法的意涵。
{3}（P.125） 因为宪法（constitution）一词是在英语的政治法律术语的演进过程中获得了现代意义，{4}（P.101）所以人们习惯从constitution一词开始追溯宪法概念衍生的历史。）{8}（P.120—121） 又如，在其后的政体讨论中，西塞罗仍用constitutam[9]去指称混合政体：…ststu esse optimo rem constitutam rem publicam, quac ex optumati et populari, confusa modice nec puniendo inritet animum inmanem ac ferum…（……是以最优越的政体组成的国家，它由王政的、贵族的和人民的这三种类型的政体适当地混合而成，并且不会由惩罚激起粗野、狂暴的情感…）{8}（P.168—169） 其实，西塞罗对constitutio政体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即后者所说的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存在得愈久。
虽然宪法仍保留着共同的称谓，以及早期的称号，如根本法或基本法等，但是，大量被称为宪法的规范性文件已经丧失了早期成文宪法所具有的精神内核。宪法对政府的关系犹如政府后来所制定的各项法律对法院的关系。无论是世俗王国还是教会，用constitutio来命名或指称它们各自法律的时候，无非都是强调它们的法律在整个王国的权威性。在14世纪，法国法学理论中就已经区分出王国根本法律（les lois fondamentales du royaume）、普通法律（les lois ordinaires）与国王的法律（les lois du roi）。
一般认为，constitutio在中世纪的使用已经与现代宪法概念的意涵完全断裂，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英王在颁发弗吉尼亚（Virginia）公司的特许状中，就使用过宪法（constitution）一词。
{20}[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1791年潘恩在严格的意义上定义了宪法，认为只有宪法这个名词是不够的，还应当给它下一个标准的定义。
现代宪法（constitution）概念是从西塞罗的constitutio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一判断也许并无争议。正是这些变化，特别是新意涵的添加，孕育出了近代的宪法概念。
{16}（P.39）1787年美国联邦用constitution命名了一部统一各州的宪法典，它把国家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结构表达了出来，随后又把权利法案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后世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经典模式。{15}（P.186） 法国的根本法观念中的确孕育出现代宪法的某些特征，并在16世纪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它并不表征现代宪法概念的生成。另一方面，在思想或学术领域，此时人们对宪法的认识具有某些一致性的判准，即在宪法应该是什么的层面上有着一定的共识，并且在这个共识前提下展开对宪法的讨论。{15}（P.186）在法国，这些根本法对王权的限制性也能从它的内容中反映出来。
严格地说，它是在继承英国constitution一词使用的基础上，把欧洲特别是英国根本法或基本法观念进行整合的结果，或者说，是英国的宪法或根本法观念、政治经验与殖民地的政治实践相耦合的产物。在内战中，君主立宪派和共和国派的论战中，催生了一些新的政治理念和原则时，也被塞进根本法当中。
但是，与近代以来的宪法概念相比，constitutio至多是指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构造形式，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规范形式。{13}（P.45）正是根本法概念的模糊性，使得它的内涵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
[14]也正是这些竞争性的概念的形成，生成了constitutio一词的权威性或根本性意涵。摘要: 循着宪法（constitution）语词的使用痕迹，可以看到现代宪法概念萌芽于古希腊politeia一词向罗马共和国时期constitutio一词演化时的语义收缩，即从泛指一切政体缩小到特指混合政体。
